清代圣谕宣讲仪式用乐与说唱善书的兴起(2)

二、圣谕宣讲与明清善书刊刻

明清圣谕宣讲也促进了善书的刊刻和颁布。善书，又名劝善书，按清《茶香室丛钞》“劝善书”条，引清叶明澧《桥戏杂记》指出：“宋晁氏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劝善书六卷……至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刊成于永乐三年，尤为繁富。”又按“宋太平兴国中李眆撰《太平广记》首例引用书目有《冥报拾遗》《阴德传》《感应传》《报应录》《报冤记》《警戒录》等书皆送以前旧籍，亦劝善书也”⑤〔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13），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5 页。。当代学者也有认为：“近世善书的滥觞首推《太上感应篇》托名太上老君所传，著成于北宋末、南宋初。”①游子安：《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载《汉川善书》（汉川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第22 页。因此，善书至少于宋时已经被私家撰写，多有传播。明代永乐年有明成祖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刊印天下，仁孝皇后亲撰《劝善书》颁行天下，是官修提倡善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湖北为例，嘉靖《归州志》记录县学有书籍，包括《为善阴骘书》一本，另有“劝善书计十本以上，俱永乐十七年颁”②〔清〕郑乔：《归州志》（卷1 地理卷学校），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第36 页。。嘉靖《罗田县志》记县学有“劝善书二十本”③〔明〕祝珝修，蔡元伟纂：《罗田县志》（卷4 学校志），明嘉靖刻本，第55 页。；巴东县有“劝善书一十本”④〔清〕杨培之：《巴东县志》（卷2 政教纪），明嘉靖刻本，第4 页。；万历《襄阳府志》记有《为善阴隙》《孝顺事实》《劝善书》等善书名目⑤〔明〕吴道迩：《襄阳府志》（卷25 学校志），明万历刻本，第11 页。。综上，随着善书在明代永乐年间由钦颁，皇帝发起官修善书，并颁定至各直省府县学，至明中叶嘉靖时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

清代康熙时颁“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圣谕广训》，这一时期应是善书再次兴起的重要时期。晚清时期，地方士绅兴办的善堂不仅成为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成为颁布善书和进行善书宣讲的重要地方。如宜昌府老字号药材铺培元堂，由会首商绅捐资兴办二十二条善行：敬惜字纸、送诊疾病、制送丹散、夏送路茶、雇船防危、买物放生、冬间施送棉衣、年终施送米票、暗济贫苦，遇寒济贫、衿悯衰老、怜恤幼孩、酌给受灾次贫、刊送古今善书、收捡道路白骨、掩埋暴露尸棺、整理损坏桥梁、清理崎岖道路、置备救水火龙、安设孤路夜灯、设粥厂赈济往来乞丐、备木匣安埋水陆尸影。每年共需经费二千余贯钱。⑥〔清〕聂光銮修，王柏心纂：《宜昌府志》（卷4 建置志下），清同治刊本，第40-42 页。刊送古今善书作为二十二善行之一，而培元堂作为一个连锁商号，刊送善书的行为也不可能仅宜昌一地，甚至一省之地。晚清民初宜昌地区也是善书曲艺盛行的地方，各善堂多请耆老或艺人进行劝善宣讲，直至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停止，武汉则在民国时期一直盛行。⑦游子安：《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载《汉川善本》（汉川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第32 页。

除了商会集体行为，还有地方耆老、士绅、商人、一般耕读之人的个体行为。如仅以沔阳州为例：道咸年间地方私塾先生戴文瑗，“喜行善事，道光末大疫，解囊变产，以二百余金医活数百人，至增义塚，刊善书不胜枚举”；监生李凤诏，“道光二十九年饥馑相望，凤诏变产收瘗，共收五百余尸，乞儿有残疾予以木棚，坏轮修复共两百余次，复刻诸善书，劝孜孜不倦”；士绅汪祖敬，“精岐黄，远近求治者不取资……捐金助修大同桥，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历久不懈”；孝子方应昌，“刊善书，以劝世”；孝子范克振，“及父母生、忌日，辄含哀、素食，晨夕诵劝善书”；孝子叶祥映，“祖病危，祥映默祷乞以身代，父病亦如之，并印施善书格言劝世。道光十二年疫，祥映全家无恙”；廪生长子刘德烈，孝子，“每岁农隙，集里人宣讲圣谕条规、古今劝善书，历久不废”⑧〔清〕葛振元修，杨钜纂：《沔阳州志》（卷9 人物），清光绪二十年刻本，义行上第24 页，义行下第7、26 页，孝友第5、30、36、53-54 页。。当代学者仙桃人（古沔阳）刘守华谈及自己童年：“那时乡村里最为流行的两种民间文艺活动就是演皮影戏和说善书。”⑨刘守华：《从宝卷到善书——湖北汉川善书的特质与魅力》，载《汉川善书》（汉川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第12 页。此外，从上述记录来看，灾难如疫病、饥馑等降临时，人们似乎更需要善书的传播。而宣读善书，在官方和民众心理是既可以教化他人，也和其他善举一样，会得到好报的功德，灾难之时庇佑自身家庭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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