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圣谕宣讲仪式用乐与说唱善书的兴起(3)

三、圣谕宣讲与湖北善书曲艺兴起

明清时期，通过圣谕宣讲的活动，以乡约所、县学等官方宣讲，以乡约保甲制度作为保障制度，圣谕和善书宣讲深入乡土基层。至晚清时期，地方商行和私人刊刻善书，宗族和个人宣讲圣谕和善书行为普遍。清代中叶圣谕和善书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圣谕开篇，着重讲善书的宣讲形式，并逐渐形成了曲艺善书的模式。而中国的说唱原本就是从变文宝卷经文缘起，因此，善书说唱形成也与民间说唱艺术发展自身规律特点紧密相关。作为曲艺的善书产生和成熟于何时，目前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湖北汉川善书是目前湖北唯一仍以活态形式存在的，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善书曲艺。据研究者王远翔①王远翔，出生于1919 年，曾任汉川市文化馆馆长，汉川善书的代表研究者，《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善书词条书写者，他的许多成果当建立在田野的考察和对传承人口述史料的收集基础上的。上注刘守华、游子安文，以及当代诸多研究善书文论多引用其著述。记述：20 世纪90 年代可考的汉川善书艺人有五代②也有说两百多年历史，也有上述至乾隆时期，在此取《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说。，目前当有七代，那么约有百余年历史可上溯至同光时期。可见，至同光时期善书曲艺已经趋于大成，因为已经有了半职业甚至职业艺人的传承发端。

目前，对于湖北善书的流传地，学界多有汉川、汉阳、孝感、云梦、天门、沔阳、潜江、应城、安陆、宜昌、黄冈等地。然而，以志书文献善书推广情况来看，清代湖北善书的流行地应远远比我们已知地区更为广阔。从宣讲圣谕到善书曲艺，学界认为湖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顶戴耆老诵解；一般平民宣讲；半职业艺人宣讲；职业艺人宣讲。这一划分从宏观上讲是具有道理的，但每个阶段之间的时间区划是模糊的，并且共存的。从湖北善书发展来看，官方耆老诵读是明清持续的官方体制，直至同光时期，以学校、乡约所等为中心仍存在官方的耆老诵读的模式，乃至民国还有余声。道咸时期沔阳士绅汪祖敬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历久不懈，这并不是一个孤立历史事实，也是宗族内部教化的一个方面。晚清时期布衣耆老宣讲当已成常态。半职业化艺人宣讲和耆老宣讲在民国时期长期并存，完全职业化的艺人当在20 世纪30 年代逐渐产生，三者互相并存。而当代，汉川善书有职业化专业艺术家，也有半职业化的民间艺术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看，半职业化民间艺人仍是主流，他们的主业仍是以农业为主。③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川善书——汉川文史资料丛书第21 辑》，参见书中艺人小传，2005 年版。

从善书曲艺的历史发展来看专业艺人当在民国初期逐渐产生。晚清时期的善书宣讲，官方的宣讲与民间宣讲模式并存，只有一人班，所用曲调也以传统《宣腔》为主，职业化艺人较少。清末民初，武汉地区讲善书多为年高德重者，讲善书不收取报酬。20 世纪初，一些为了糊口的艺人、灾民开始组成班子讲善书，由善堂、茶馆，或者大户人家等雇佣者付给酬金，听众则不收取费用。辛亥革命前后，也为善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1931 年因水灾，大量灾民涌入武汉，以汉川为代表的善书艺人开始在武汉活跃，并正式有了“汉川善书”之曲艺名目。1936 年，黄陂、汉川艺人在汉口观音阁成立了“评书、宣讲联合工会”。20 世纪30 年代是善书作为曲艺在表演和音乐上开始突破发展的时期。

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北城镇讲善书主要为善堂、会馆、茶肆和大户人家组织，乡村则主要由乡民乡党，或以村落、或以宗族为单位组织宣讲。城镇多由组织者出资，而村落和宗族则醵金是一贯的模式。因此，善书表演场域可以分为馆讲和台讲。民间演出善书时间一般为元宵节和中元节前后，逐步扩展至四时还愿、清明等时节祭祖和祝寿等，以高台教化的宣讲模式为主。作为专业化的曲艺艺术，在表演上善书也有了长足发展。如曲调从《宣调》发展为《大宣腔》《小宣腔》《流水宣腔》《丫腔》《金丫腔》《玉丫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十余种声腔，可以生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因与圣谕宣讲的历史渊源，曲艺善书也长期保留了圣谕宣讲的一些程式化模式，如宣讲圣谕等仪式。此外，封建迷信思想也在传统善书中多有体现，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也使其保留着一些宗教的仪式行为，以及宣讲中带有宗教色彩。因此，建国后尤其在“文革”时期，善书曲艺在乡土社会基本消亡。在当代的中国乡土社会，湖北主要在汉川地区以汉川善书独存，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和传承。

文章来源：《湖北农机化》 网址: http://www.hbnjhzz.cn/qikandaodu/2021/0519/1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