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饮酒礼乐制的构建和实践困境以湖北府县(2)

清代礼制皆按《大清通礼》。《大清通礼》所录乡饮乐宾仪礼用乐，不仅包括《御制补笙诗》六章，也包括《诗经》歌乐，如《鹿鸣》和《关雎》等乐章。清初各种制度均以“法明”为主，乡饮酒礼也无乐，至乾隆七年（1742 年）才制《御制补笙诗》六章。清代乾隆时期的前代《诗经》歌乐，主要包括明代朱载堉《乡饮诗乐谱》，以及成书于顺治年间，张宣猷、郑先庆辑《乐书内编》[9]184—185。《乡饮诗乐谱》后编入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的《四库全书》中，《乐书内编》未录，为江苏府献书。《乐书内编》所辑录《诗经》歌乐也是源自于《乡饮诗乐谱》。[5]58乾隆七年（1742 年），乡饮酒礼之乐开始制作后，新作有乾隆《御制补笙诗》六章，但实际用乐遵循古礼，采用工歌、笙歌、间歌、合乐的古代礼制，采现有的《诗经》歌乐穿插应用。那么是否将明朱载堉所著《乡饮诗乐谱》或其他歌乐作为入乐的选择，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随着《四库全书》的问世和礼乐文献的日渐丰富，乾隆对于现有《诗经》歌乐——朱载堉《乡饮诗乐谱》表达了不满。他在《命诸皇子及乐部大臣定诗经全部乐谱谕》中指出朱载堉“之谬”：1.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徵羽；2.于雅颂《烝民》《思文》诸诗，以时俗小令[豆叶黄]等牌名小令分谱，未免援古而入于俗；3.所著琴谱一弦之内，用正、应、和、同四声，长至十六弹，不胜其冗；4.一音之中，已有抑扬高下，是徒滋繁缛而近于靡曼，有类时曲。为此，他提出重新作乐的要求：一字一音，实为古乐正声，永当遵守。[10]834—835于是，乾隆命皇子永瑢等制定新乐。而着办者显然斟酌王意，且考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吕柟《诗乐图谱》专取黄钟一调等复古特色，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完成了一字一音、黄钟一调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总计原诗三百五篇，增入御制《补笙诗》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箫、笛、钟、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谱云”[11]790。

根据目前所见文献，乡饮乐所用乐器有两种乐队模式。一种为乾隆朝《大清会典》所录：“编磬八件，琴、瑟各一，箫、笛、笙四件”[12]15；一种为嘉庆朝、光绪朝《大清会典》和民国初年《清史稿》等所录：“云锣一，方响一，琴二，瑟一，箫四，笛四，笙四，手鼓一，拍板一”[13]3008。其中，琴、瑟、箫、笛和笙同中和韶乐所用的一致，即与直省文庙释奠礼、武庙和文昌祭礼用乐乐器一致；云锣、方响和拍板同丹陛大乐所用的一致；手鼓同清乐用的一致。乾隆朝《大清会典》所录为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制度，因此，这一乐队模式应该是乾隆初年乡饮酒礼用乐初创时期所设定的。经过乾隆朝的礼乐建构，乡饮酒礼乐也在革新，所用乐器当是在这个历程中不断演进，丝竹乐同中和韶乐，去编磬而采用丹陛大乐所用云锣与方响，加入清乐所用手鼓和丹陛大乐所用拍板，最终形成了金石、丝竹、打击乐皆备的雅俗结合的礼乐队组合。

按史书记载，清代乡饮酒礼仪式分为：戒宾介、陈设布席、迎宾介、扬觯、读律令、献宾、宾酢主人、乐宾和撤馔宾出等过程。其中，乐宾初举觞，工歌《鹿鸣》；再举觞，笙入乐《南陔》《白华》《华黍》；三举觞，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供汤，合乐《诗经·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诗经·召南》之《鹊巢》《采蘩》《采■》；歌工告备出，执事者行酒，主宾以下饮无算爵。③见赵尔巽《清史稿·志七十三·乐五》及《志七十六·乐八》，中华书局，1976 年，第2912—2913 页。另见《清通志·卷六十三·乐略二》《大清通礼·卷三十八·嘉礼》。综上，清初至乾隆末期，乡饮酒礼的乐制历经乾隆一朝建构，才有所成就，乡饮酒礼仍然循古制，并似乎在清代得到完整复兴。

二、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乡饮酒礼的音乐仪式与实践情况

乡饮酒礼通过在直省、府、州、县实施和执行，达到“王道易易”的教化作用。在笔者关注的清代湖北礼俗音乐现象中，王朝典籍对于乡饮酒礼仪式记载简略，地方文献则有略有详，也有照抄王朝典籍，各有不同。其中湖北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刻本《黄梅县志》卷五《礼乐志》所录最为详细，当是时人士大夫所希望的乡饮酒礼范式的一种代表观念。现将其仪式过程和用乐总结如下（表1）。

文章来源：《湖北农机化》 网址: http://www.hbnjhzz.cn/qikandaodu/2021/0624/1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