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饮酒礼乐制的构建和实践困境以湖北府县(5)

嘉庆、道光、咸丰朝是清内忧外患、战乱不止、由盛至衰的时期。其中，咸丰初年志书撰写开始减少。此时期近20 本方志，记录乡饮酒礼的仅有6 本，3 本涉及用乐记录，为道光二年（1822 年）《长阳县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建始县志》和咸丰四年（1854 年）《重修枣阳县志》。所涉及用乐基本同前述，皆按制书写，与前述不同的是均强调了《御制补笙诗》歌乐，并记录乐章歌词，其中《重修枣阳县志》录有乐谱和乡饮图。乾隆后期清代直省学府所颁布的《学政全书》皆有相关礼制，加之乐谱的颁布，直省各府县逐渐对乡饮酒礼礼仪和用乐有了统一认识。但是熟悉礼制并不等于按制行礼，如，咸丰八年（1858 年）《远安县志》记录了乡饮酒礼仪制，并未书写乐的内容，却在其后记录了远安可考的自清以来举行的乡饮酒礼。考证远安乡饮酒礼次数的缘由应是该年时任远安县宰举行了一场相对隆重的乡饮酒礼，这当为可记入志书的政绩。此次乡饮举报有正宾（大宾）1 人，介宾2 人，耆宾12 人，从仪制记录来看，当未用乐。《远安县志》对于历届乡饮的记录分别为：乾隆十八年（1753 年），举报大宾2 人，介宾1 人；嘉庆八年（1803 年），举报大宾2 人，耆宾1 人；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举报大宾2 人，耆宾2 人；此外，咸丰二年（1852 年）也有举办1 次，但仅录介宾1 人。后至同治初年远安再次续写县志，则仅按旧志抄录，乡饮酒礼也止录于咸丰八年（1858 年）的这一次，至此又是十余年未举。

嘉庆、道光时人，曾任湖广总督的吴荣光在其《吾学录初编·风教门》中如此评价当时乡饮酒礼的现状：“而举行此礼者甚少。岂其地绝无可举之人，而州县绝无行礼之暇，遂使大典久旷邪？推求其故，盖以齿德兼优之人，深恐既举之后，盛名难副，为人所持，因而受累，而地方官亦乐得以宁缺毋滥为辞。”[20]9其书写历史情况也是如《汉阳府志》乡饮酒礼按文，体现了乡饮酒礼的弊端。一些官员为了避免麻烦干脆不领乡饮银两，索性不办，如嘉庆十三年（1808 年）《恩施县志·政典》载：“乡饮银六两，并未举行，有人不领”[21]30。因而，从清代湖北府县可窥知，当时中国大部分直省对于乡饮酒礼都不能按制举行。至道光末年，乡饮酒礼的费用移作军饷，改为地方筹集，建议地方捐办维持，各地乡饮酒礼更是“行之亦僅矣”[13]2655。

同治、光绪时期，从许多志书乡饮宾的记录来看，此时乡饮更少举行。如光绪《蕲州志》记录康熙时期有25 位乡饮宾，雍正时期4 位，乾隆时期15 位，嘉庆时期3 位，同治时期3 位，光绪时期4 位。同治十三年（1874 年）《公安县志》仅录有嘉庆十二年（1807 年）举行的一次乡饮酒礼。光绪时《大冶县志·学校志》直言仅是按照通礼备录仪注，“以俟举而行之者”[22]3，当时已经经年未举。从用乐记录详略来看，同治、光绪时期湖北府县对用乐过程的记录基本都较全面，说明其时各地府县儒学均了解清代乡饮礼制和用乐，也如吴荣光《吾学录初编》一书所言，这是入仕者当了解的礼制。但是从乡饮宾选举的没落来看，乡饮酒礼的实践存在着现实困难。吴荣光指出，以“宁缺毋滥”为说辞，是一种不举行乡饮酒礼的正当名义，而且这一说辞也符合王朝规定。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颁布有法令：顺天府不能遴访年齿品行皆符众望的乡宾，则可以停止乡饮酒礼，以“宁缺毋滥”为原则，“不得拘于成例，苟且塞责”[23]296。相关内容也记于《学政全书》，各直省儒学均有颁发。如果入选乡饮的人被查出有过，不仅入选者被除名，连举荐的官员也会被处分。因此，不作为反而无责可究，可谓明哲保身。

结语

综上，乡饮酒礼乐章乐制在乾隆七年（1742 年）开始建构，有《御制补笙诗》六章，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完成全部《诗经》歌乐，在乾隆晚期乐章逐渐颁布到达直省。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直省乡饮酒礼经年不办、偶尔操办仍是常态。即使一地偶尔连续举行几次，按制用乐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清代乡饮酒礼虽然按制用乐，但无论是在顺天府还是湖北等地区推行都存在困难。地方记录的礼乐，有时仅仅是具文抄录。历史学家瞿同祖指出：“有一些职责不过是形式而已。很显然，那些不管履行与否对州县官政治生涯无足轻重的职责，或者无法作为衡量官员政绩标准的职责，都或多或少地被官员们轻视。因此，大多数官员对于道德教化只是嘴上说说敷衍了事而已，而真正尽力去推行的人，就会被同僚嘲笑为‘书呆子和傻瓜’。”[24]280—281乡饮酒礼就是这样的一种“职责”，而乾隆朝耗费精力完成乡饮酒礼乐制，更多只是为了礼制乐制的完备，以实现“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的礼乐昌明、教化纯一的政治统治局面。

文章来源：《湖北农机化》 网址: http://www.hbnjhzz.cn/qikandaodu/2021/0624/1451.html